征文:《那年端午,我在偷吃生米》你是不是也这样?
在镇雄的山旮旯里长大,端午节不是什么诗词里的节日,而是一场从嘴巴馋到骨子里的硬仗。
日子过得慢,春天刚把田埂上的野花吹开,我就开始掐着指头算。那时候不像现在,超市里随时能买到粽子,那时候的香甜,是要靠盼的。
母亲包粽子的前几天,是我最难熬的日子。她把糯米淘洗干净,倒进大木盆里泡水。那白花花的米粒,在水里像一群顽皮的小银鱼,看得我喉咙发紧。
母亲一转身去拿粽叶,我就像只偷油的老鼠,“嗖”地窜过去,抓起一大把生糯米就往嘴里塞。那米又硬又生,嚼在嘴里咯吱咯吱响,带着一股清甜的草木气。我正嚼得起劲,母亲猛地一回身,我吓得一激灵,赶紧把剩下的米粒攥在手心里,假装是在帮她搓米。
她一眼就看穿了我鼓起的腮帮子,抄起擀面杖在我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:“小讨债鬼!生的也敢吃,不怕把肚子吃炸了?”
我一边捂着屁股跳开,一边嘴硬:“我这是在帮糯米按摩呢,不揉揉它,它待会儿不肯变软!”说完,赶紧把藏在手心的那把米粒往地上一撒,溜得比兔子还快。
除了这顿“违规零食”,最让我惦记的是那颗咸蛋黄。家里的鸡蛋、鸭蛋都要攒着,平时那是金贵东西,专门留到端午才舍得煮。我每天跑去看那个装着盐水的坛子,问外婆:“好了没?好了没?”外婆总笑我:“急啥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”
好不容易熬到端午那天,母亲把粽子煮好捞起来,那个冒着热气的三角团子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剥开层层粽叶,那颗流着红油的蛋黄就是我的专属奖赏。每次都要把嘴角吃得黄澄澄的才肯擦嘴。
除了吃的,最让我心安的,是端午前夜外婆熏的那把艾草。
山里的蚊子又大又毒,平时晚上刚躺下,耳边就跟开飞机似的。但端午这天不一样。外婆把白天挂在门上的艾草和菖蒲收下来,在堂屋中间点着了。
那烟不呛,是一种很冲的苦香味儿。外婆像个老巫婆一样,举着那束冒烟的草,在各个角落里挥舞。烟雾顺着房梁飘上去,把那些藏在阴暗处的蚊虫全赶跑了。我就坐在小板凳上,闻着那股越来越浓的苦味,心里却踏实得很。那味道钻进鼻孔,像是给全身穿上了一件隐形的盔甲。
如今山还是那座山,艾草年年绿,超市里的粽子琳琅满目。但我总觉得,那些真空包装的甜味里,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蹲在木盆边、偷吃生糯米的我了。
那时候盼端午,盼的是那口生米的清甜,盼的是那颗流油的蛋黄,盼的是那种哪怕闯了祸也能被原谅的底气。
那种扒着灶台边沿,眼巴巴等着粽子出锅的心跳声,后来再也没有了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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